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洪雷则系统梳理了我国学者对进入新世纪以来行政法学发展趋势的理论探讨，提出要对中国的行政法制度进行结构性的重塑，同时认为行政法解释论与立法论齐头并进、行政法总论与部门行政法共同关注，以及外国经验借鉴与中国问题意识并重，将成为未来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着力点。

因为，在五四宪法中，同样涉及到了检察机关的更名问题——在全民讨论版宪草中，最高检察机关的名称是总检察长，而非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学者认为，五四宪法彰显出了国家性而非党性的理念。

结果是，只印了十一本，余第七辑、第八辑、第十三辑没有得手。但是，基于下述史实，本文并不认为这些意见有效影响了五四宪法。意见的汇编大致遵从两个标准：一是时间标准，从6月到9月，意见是陆陆续续汇总的，因此，从第一辑到第十四辑的出版有个时间顺序。由于本文不仅仅是对搜集资料过程的重述，而且还包括对许崇德著作和韩大元著作的零散评论。但预约时我没太注意，等到拿到书时，发现只有第七辑、第八辑，而第十三辑却被我约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分组讨论宪法草案意见汇编》这一此前并未注意到的资料。

但是，至少对我这种读者而言，这一规定实在太过严苛。5 一是检察制度，二是较大的修改，如此一来，寻找这套传说中的《全民讨论意见汇编》，便是非干不可的事了。翟晓梅教授回应：您的立场就是，卖淫、性交易这件事情并不属于法律所管辖的方面，用公权力干预私领域的时候它带来的弊是远远要大于利的。

三是，一些跟劳教类似的小兄弟、小伙伴，如收容教育、收容审查等，如何进一步清理。孟子对此论点并未进行反驳，而当齐宣王以寡人好色对行仁政感到为难时，孟子回答说：……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把吸毒成瘾定为违法不符合这两个条件。我并没有说蛮荒时代就是合理的，或者由于它的存在我们今天的卖淫就是合理的，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例如1991年关于卖淫嫖娼《决定》的效力既然是实践中的做法，那么也许用废除的方式更好一些。

时间长了他家里要求也高了，一开始要求他不吸毒就行，后面就要求他是不是该就业、找媳妇儿啦，这确实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将性工作者犯罪化是没有意义的，妓女本身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不应该是打压的对象。我考虑一个问题是，如果法学家在论证一个问题的时候，比如要把收容教育制度废掉。吸烟和酒精造成的死亡可能远远超过吸毒，我们没有宣布吸烟或者喝酒为非法，那么以什么理由规定吸食毒品尤其是因为成瘾而被捕是非法呢？什么情况下有伦理学的理由来干预一个人的行动呢？按照密尔的意见，防止伤害他人可以成为干预他行动的理由。

就像霍布斯所说的，那个社会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战争状态。最后，按照《联合声明》的精神，努力使这些强制隔离戒毒所转变为药物依赖医疗、关怀和康复中心，这样既能达到《联合声明》的要求，又可使这种冲击引起的负面影响最小化。我们居委会村委会，实际上成了国家政权的一个附属物，政治化色彩非常浓，它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柴琰律师：每个老婆都有的问题就不是私人问题了。

精神病人在强制治疗或非自愿住院期间可能会出现医疗纠纷，而强制隔离戒毒过程中也可能出现纠纷，同时，能不能将吸毒治疗纳入医保范围也值得思考。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学界怎么回答？卖淫错，是法律规定的问题，在道德领域到底有没有错误？如果没有，我们就不说了。

在该条第一款的规定中，基本是假定社区戒毒无法成功或者戒毒程序出现瑕疵，就予以实施强制隔离戒毒，明显是在压缩社区戒毒的空间，事实上使得社区戒毒的适用范围变得极其狭小。在现在不完备的社会里面我们能做什么呢？抓大放小嘛。

第二，构成废除这个制度的理由就是，收容教育制度实际上没有起到良好的挽救和教育卖淫嫖娼人员的作用。主管部门应该放在国家卫生和计生委的疾病预防控制局的精神卫生处，由其主管毒品依赖和成瘾者的治疗工作。关于毒品政策的制定主要有几个原则，首先，毒品政策必须基于可靠的经验和科学的证据。但是，后来导致被关的人遭受比犯人更糟糕的待遇。我基本比较认同他的观点。西北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博导冯卫国教授、行政法学院副院长姬亚平教授致辞。

如果这些是病的话，酒瘾烟瘾也是病，其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罪行。色情业的社会危害性并不像其他犯罪问题一样。

我们政府不应该干预公民在成年人之间、在私底下进行的、双方同意发生的性活动。因此，妓女也分好多种类。

也就是说，一是走宪法学、法理学的路线，二是往下走，考察法律规范是怎么执行的，执行当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对社会产生了一种什么影响，社会又是怎么反应的，这是法律社会学的路径。一个人染上毒品以后，你如果对他不用药，他不吸毒不可能。

我吸食过（毒品）在正常状态下你为什么不让我驾驶？中央电视台这种做法，我认为不合适。戒毒实践当中固然存在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制度设计中的核心和难点是价值层面的问题，法学界应该重视这些问题。因此，不应该用过多的公权力来干预私权利，否则社会成本也很高，对公民私权利的损害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在这种状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卖淫，除了卖淫就无法生存下去。

其次，收容教育的规定是与《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有冲突的，我们认为收容教育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但实践中变成了行政处罚。即使从边沁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收容教育制度、强制隔离戒毒制度也是不合算的，我们的投入和产出也不成正比，我们投进去的时候指望他们变得更好，变成一个完全对社会有用的人。

法律的执行权应统一交给司法行政部门，让原来劳教的，劳教所原来这个机构还在，场地还在，人员还在，让他们专门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这个制度肯定不应是6个月到2年这样一个很长的限制人身自由期间。

再次，毒品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应该是全球分享责任，但也需要考虑不同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现实。法官人多，集体嫖娼这个叫批发，黄海波这个叫零售，批发有折扣，所以零售关的时间就长了。

联合国的数据统计，近几年中国女性性工作者的人数大约有600万左右（指发生性行为的）。换句话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性工作者的道德地位是与雇佣劳动者的道德地位相当的。该款甚至规定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等情况的，将被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也就是说，强制隔离戒毒后可以无限期再次被强制隔离戒毒。有些基层执法人员认为《宪法》《禁毒法》《戒毒条例》都规定得太空洞，他们更关注地方立法，或者公安部、司法部的一些规章，还有一些不是法律的红头文件。

有一些在社会上很有身份的人，他就是希望通过美沙酮戒毒。二个要求行为的后果对社会是严重的。

但是美沙酮门诊是公安、药监、医疗的联合主办单位，只要进来之后个人信息就会被共享，就会被纳入管控系统之中。目前单纯的进行强制隔离戒毒，考虑不考虑当事人的权益？比方说在这期间没有公民的自由权？享受不享受政治权利？可不可以服兵役等。

但是由于现在戒毒医院和公安并网，很多人都不愿意参加美沙酮门诊。当有强制性规制或者权力介入的情况下，往往会让自由寻找性伴侣产生了变形，可以权钱交易或者其他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卖淫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会被加剧。